一種網紅保險，憑借其低價，和承諾的高昂的保額，在半年多時間內席卷了近40個城市，參保人數迅速破千萬。

　　“59元/年，一頓便飯的錢，保障100萬，買到就是賺到。”

　　在新手媽媽王可常瀏覽的“媽媽群”、“業主群”，這樣的口號隨處可見。低頭打開手機，當地的主流微信公眾號都在推送“惠蓉保”。走在街上，抬眼就能看見成都的地鐵、公交廣告牌上布滿了“惠蓉保”。

　　因為價格低——一年的保費多數集中在50-100元間，哪怕是廣大的低收入人群也能負擔，所以甫一問世，就被冠以了“普惠險”的美譽。

　　數月間，這種看起來“小而美”的新型商業補充醫療保險正在崛起，各地頻頻上線普惠險項目已然是2020年熱門的網紅保險。

　　價格越來越低，99元、59元、49元，海南省推出的一種涵蓋了70種抗癌新特藥的城市普惠醫療險保費低至29元一年；

　　保額越來越高，100萬、200萬、300萬，潮州版的普惠險，以59元一年的保費，高可獲得300萬元的保額；

　　推進速度越來越快，2015年，深圳第一個推出了城市普惠醫療險，此后四年間再無動靜。直到2019年才有南京和珠海兩個城市跟進。

　　但到了2020年了，幾乎是井噴之勢，剛剛過去的9月，是產品上線密集的月份，至少有21款新品上市。

△來源：健聞制圖

　　毫無疑問，在醫療技術和新藥研發飛速發展的大背景下，只依靠基本醫保的保障已經無法滿足中國用戶的醫療需求，中國的醫療市場需要更多的支付方，普通消費者需要多層次的醫療保險保障體系 。

　　這也是城市普惠醫療險可以在半年多的時間里內，席卷近40個城市，覆蓋千萬用戶的奧秘所在。

　　但從商業保險的角度看，城市普惠險幾乎違背了所有的行業規則，這種蜂擁而上的普惠險真的能讓用戶得到實惠嗎？它究竟會走向哪里？會是熱鬧之后一場空，還是真正成為一個冉冉升起的支付方？

　　從0到1的五年

　　“今年就像是說好的一樣，很多保險公司和第三方機構都涌入了城市普惠險。”一家大型保險公司的精算師這樣感嘆，而他所在的公司也剛剛小步快跑加入了這一賽道。

　　要知道，平安推出的全國第一款普惠型醫療保險在深圳上線后的4年中，再無一個城市和保險公司跟進這個新型的商業保險。

　　陳明東當時供職于平安，是深圳普惠醫療險的設計者之一。在本沒有大病醫保的深圳，這項保險兼顧了大病醫保的功能，定價為20元/人/年。同時，政府采用了比較強有力的推廣模式，參保人可通過單位團體購買、個賬劃扣、個人自費等多種方式參保。根據2019年的數據，深圳當年有752萬人購買了這種新型的商業保險，參保率達到了整個城市醫保參保人口的一半。

　　各地紛紛前往深圳考察，但并沒有落地。就連平安內部關于這類保險的可復制性也產生了爭議，支持者認為，能達到這么大的投保量值得繼續拓展，反對方則認為此類產品在商業上無法盈利，且參保量依賴于政府的強推廣模式。

　　虧損確實是一個主要問題，從保費和賠付數據來看，截至2020年4月，運行了5年的深圳重疾險總計賠付8.88億元，而保費收入僅為8.1億元。僅僅是保費的收入支出已經存在了小一個億的缺口，另外不可忽視的還有每年的保險運營成本。

　　可以說，今年之前，普惠險都還處于早期推廣階段，陳明東認為，此前推進這一模式，難點在于所有的參與方都不積極，“保險公司不積極、第三方機構不積極、醫保局也不積極”。“大家不太明白，普惠險要干什么，怎樣才能成功。”

　　直到今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深化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見》，這份文件明確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醫療保險為主體，醫療救助為托底，補充醫療保險，商業健康保險共同發展的醫療保障制度體系。

　　商業對于市場的觀察總是敏銳的。政策示好，首先讓一些早已籌劃產品多時、就等著和政府洽談的商保公司蠢蠢欲動。

　　東吳人壽就是一個早期探索者，這是一家總部設在蘇州的全國性壽險公司，成立于2012年。早在2015年深圳推出“深圳重疾險”時，現任東吳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秘書兼健康保險事業部總經理的陳加豐就注意到了這一模式。2、3年前，陳加豐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思路——東吳人壽想做的是，和醫保局深度融合，在大病醫保的基礎之上，聯合推出一款普惠全民的補充醫療保險。

　　2019年初，繼深圳之后，南京成為第二個擁有城市普惠險的城市，這讓東吳人壽產生了加緊推出的緊迫感。今年3月初，疫情復工后，陳加豐隨即和合作伙伴一起合作確定產品細節，很快，4月，由東吳人壽承保的普惠型補充醫療保險“蘇惠保”在蘇州正式上線，倒也成了上述文件出臺后上線的首款城市普惠險。

　　任何事情從0到1都是困難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普惠險走完0-1花了5年時間。直到今年，出現了310萬參保量的成都、用8年醫保數據精算得出方案的蘇州……隨著幾個標桿城市的落地，以及政策的示好，業內開始趨之若鶩。后來的故事就是我們所看到的，保險公司、第三方機構紛紛嗅到了新的機會，開始加入了這一賽道。

　　一項背離了商業邏輯的保險？

　　要想理解今年的井噴，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問題——這些普惠型保險大多聲稱“保本微利”，那這些蜂擁而上的參與者究竟圖什么？

　　從商業保險的角度看，城市普惠險幾乎背離了所有的商業邏輯——幾十塊保費，高幾百萬的賠付，真的可能做到嗎？但如果深究細則，就不難發現保險公司的精明。

　　圖片來源：東莞市民保公眾微信號

　　從賠付角度看，當前的城市普惠險主要做了兩層保障，一是承接基本醫保以外的自費部分，但需要滿足1-3萬元不等的免賠額；二是醫保目錄外的指定新特藥——比如昂貴的抗癌藥和罕見病藥，可以給予一定比例的報銷。

　　但如果算一下各地產品收到的保費、賠付情況，以及相應的待遇，不難發現，目前保費和免賠額較低的深圳虧了，但如果設置了較高的免賠額就可能處于結余狀態，比如珠海第一年收入2億，賠付額僅為7千萬。

　　從戰略的角度看，作為商業保險公司，如果不參與到整個基本醫療保障體系的大盤子里，就會被逐漸邊緣化這幾乎是商保公司在近幾年或早或晚意識到的現實處境，思考如何推出銜接社保和商保的產品，也是他們近年找尋出路的課題。

　　從市場獲客的角度看，不足百元、有政府背書的城市普惠險是一款極為合適的獲客產品。政府的背書，天然獲得了民眾的信任，而不足百元的價格，又另其放下了對于商保的成見和戒備。

　　對于這一點，陳加豐想得很清楚，“我們對于蘇惠保的定位就是一款獲客產品，我不是為了做利潤，而是要做客戶服務、做客戶認知、做客戶粘度。”

　　所謂的獲客產品，從短期來看，是和客戶聯系的敲門磚。各地的普惠險產品上線之后，出現了這樣的場景——保險公司甚至包括未參與該普惠險產品的業務員，會聯系此前有意要拓展的潛在客戶，告知對方，現在政府新推出了一款補充保險，可以起到哪些保障，但是可能還存在怎樣的保障缺口，如果客戶有配置計劃，建議客戶可以補充哪些其他的險種。

　　這也是保險公司一定要爭取城市普惠險的原因，一方面，作為獲客產品，增加客戶對保險的認知，實現業務轉化。另一方面，增加保險公司的美譽度，提升品牌的影響力。

　　而更多的想象力還在于遠期的可能性。一座城市動輒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的參保人，如何能夠增強客群的黏性、挖掘其中的數據價值、實現二次轉化（包括賣重疾險產品等長期險），這是涉足普惠險的保險公司需要遠期考慮的課題。

　　天下有免費的午餐嗎？

　　普通市民對于這個探索型的保險產品的熱情，出乎設計者的預料。

　　1990年出生的王可今年剛剛成為“新手媽媽”。在王可的認知中，錢主要用來攢著買學區房，保險是富人的奢侈品，而普惠險的出現打破了這一常規。“便宜”讓人們不需要明白“普惠險”到底能夠保障些什么。對于惠蓉保，王可簡單理解為，“幾十塊錢買個心安”。

　　此前，王可只給丈夫買了重疾險，以及一家三口的意外險，全年保費6000余元。相較于動輒幾千元的商業重疾險，王可心想，幾塊錢、幾十塊錢也不多，也許多買一個就互相補充了呢。更何況，“省市醫保局指導，中國人保參與承辦”等宣傳字眼讓她對“惠蓉保”有了更多信任。

　　在成都，有310萬普通市民像王可一樣，沖進了惠蓉保購買大潮中。

　　毫無疑問，中國當下的醫療服務市場急需新的支付方。

　　一來，雖然基本醫保已經覆蓋了中國95%以上的人口，但從以2019年的衛生支出數據來看，在中國，個人需要承擔衛生支出的28.4%，而這一數字在德國、法國僅為12.4%、9.8%。

　　二來，醫療服務市場的新藥，新技術層出不窮，無論是70萬一針的罕見病藥，還是針對如今已經成為常見病的癌癥的各種昂貴的靶向藥和免疫療法，要依賴覆蓋十幾億人的基本醫保解決個性化的對昂貴的救命藥物的需求，并不現實。

　　在目前中國的商業健康險發展緩慢的背景下，這種介于商業健康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大病保險之間的創新產品的走紅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它試圖用一個極低的價格滿足了人們對于因病致貧的心理恐懼。

　　陳明東后來離開了平安，加入了思派健康——為普惠險提供方案雛形和運營推廣的第三方玩家，他在各地推動城市普惠險落地的過程中發現，城市普惠險的受歡迎程度已經遠遠超出他當時的預想。

　　“中國有6億人月收入僅1000塊，那意味著現在很多商業保險，包括百萬醫療險，從這個角度來看是貴的，但老百姓又有真實需求，所以就通過這個產品體現出來了。”

　　對于一個商業保險文化孱弱的土壤，迅速鋪開的城市普惠險可以有助于人們的保險意識的形成。但問題在于，大部分人可能無法理解免賠金額、既往癥等復雜的保險條款。

　　自從杭州市民保上線后，浙江省醫療保障局副巡視員王平洋接受到很多關于“能不能買”的疑問，“老百姓的保險意識一下子覺醒了”。

　　但59元的低價讓他不得不擔心，“畢竟保費太低了，保障力度也很有限，老百姓帶著美好的愿望買了你的保險，將來賠付的時候出了問題，保險的信譽會進一步降低，這對中國的商業保險發展是很不利，所以一定要把老百姓的熱情引導好。”

△目前已上線普惠險的城市和省份

　　圖片來源：健聞制圖

　　一位西南地區的地方醫保局人士也表達了對此的擔憂，“一分錢一分貨，如果幾十塊錢真的能解決問題，我們早就推出了。”

　　王平洋算過一筆賬，目前浙江的職工醫?；I資標準人均一年是4422元，城鄉居民是1252元，籌資標準已經很高了，但是保障還不夠。

　　無論如何，普惠險是一款商業保險，并不是保險公司的慈善產品，哪怕保險公司為了獲客，愿意在微利甚至略微虧損的情況下運營，保障的范圍和額度也無法擺脫它所籌集的保費的限制。以1000萬人口的杭州為例，等到參保率達到較為理想的20%時，有200萬參保人，按照目前59元一年的的保費計算，總額是1.2億元不到，而杭州基本醫療保險2019年的總支出398.87億元。

　　王平洋擔心的是，這么低的籌資標準，可以保到什么份上。“我現在一直想不明白，保險公司拿59塊能干什么事情，把老百姓的胃口吊起來了，后這也賠不了，那也賠不了。”

　　以成都為例，根據成都“惠蓉保”7月理賠簡報，截至8月3日，收到1323件理賠申請資料，31件達到理賠標準，預計賠付23.37萬元，目前已賠付12件，單筆報銷高4.72萬元。

　　這筆單筆高報銷額是怎樣的？易先生因“腹主動脈瘤”住院治療，住院13天，總共發生醫療費用為30.77萬元。除卻醫保報銷20.55萬元外，個人負擔醫療費用為10萬余元，其中醫保目錄內自付83016.6元。出院后易先生提交理賠申請，扣除2萬元免賠額后，終按照75%的報銷比例，獲得4.72萬元報銷。

　　實際上，普惠險的多個玩家們也開始意識到這款保險的宣傳口號和用戶心理預期的失衡，在南京舉行的一個普惠型城市補充醫療保險研討會上，無論是保險公司，還是官方監督機構，都開始意識到“商業保險的宣傳要適度，不要以保一百萬、三百萬來誘惑參保，實事求是地進行宣傳更容易吸引參保。”

　　主政者：從謹慎觀望到小心入局

　　雖然是一款純商業保險，但畢竟是一種和基本醫保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新型產品，在許多普通市民的模糊認知中，普惠險是由政府推薦的社會保險，甚至在很多地方用醫保個人賬戶可以直接購買。

　　所以各個商保公司都努力“靠近”地方主政者，在普惠險產品的宣傳導向中，永遠少不了“政府主導”、“政府指導”等字眼，在地方產品上線的發布會上，往往也可以見到醫保局、衛健委等領導出席。

△在淄博的普惠險發布會上，當地多位市政府官員出席

　　圖片來源：齊惠保微信公眾號

　　但實際上，各地主政者對于這種新型的商業保險的態度千差萬別。

　　在眾多城市中，既有深圳、佛山這樣的政策主推者，也有長沙這樣站出來“打臉”商保公司的。從宣傳口徑上，政府部門愿意為企業背書的程度可見一二。比如深圳重特大疾病補充醫療保險2018年啟動儀式上，其主辦單位是深圳市人社局，承辦單位是平安養老；佛山“平安佛醫保”的主辦單位是佛山醫保局、佛山市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指導單位是佛山市人民政府，承保單位是平安養老。

　　而今年6月30日上線的長沙“星惠保”，在宣傳上時稱是湖南首款普惠型補充醫療保險產品，新聞發布會和宣傳上也可見湖南省醫保局、長沙市醫保局作為指導單位。但半個月后，長沙市醫保局發布公告明確回應，該局并未對“星惠保”進行任何業務指導。

　　一位負責東部沿海地區普惠險項目的商保公司高層也有過類似經歷。他們公司今年上半年推出產品時，找了多個與民生相關的政府部門，“指導、監督都談不上，就是硬把他們拖進來的，跟他們講好，掛名指導單位，實際上他們也不認同，甚至不知道這個產品。”

　　政府部門的微妙態度不言而喻。前述地方醫保局人士指出，政府背書不是禁區，關鍵是商保公司能為市民辦多少事。

　　從謹慎觀望到小心入局，當看到普惠險受到民眾歡迎、各地紛紛上線項目時，醫保部門也開始蠢蠢欲動——一旦做出來，就是民生工程。

　　2019年年中，國家醫保局發布《關于建立醫療保障待遇清單管理制度的意見》。這份文件的落地，意味著各地藥品支付品類將統一以國家級醫保目錄為主，地方調整權力將大幅收縮。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在基本醫保上追求差異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相應的如果地方想出創新，只能在補充醫療保險上下功夫。

　　意識到這一點后，當商保公司和第三方公司再次敲響醫保局的大門時，政府開始愿意跟他們坐下來談談了，一拍即合。

　　對于地方醫保局的態度變化，身處其中的商保公司和推動普惠險的第三方公司感受明顯，以前商保公司去找醫保局談論時總吃閉門羹，如今醫保局的態度明顯積極了，愿意坐下來跟他們討論第二年如何續保和優化、推動個賬劃款對接。

　　各地醫保局和政府層面開始認識到這款產品可能帶來的政績，打響了“晉升錦標賽”。一位醫保學者跟政府打交道時發現，省會城市間相互學習、暗自比較本就是常事，特別是珠三角、長三角一帶。有的省份出了政策，其他兄弟省份就紛紛效仿。

　　多位從業者也向八點健聞證實了同樣的發現，各地“比學趕超”氣氛濃厚，不少地方醫保局在看到兄弟城市的產品上線之后，態度發生了變化。“之前去找他們，可能就跟你說開會沒空見，后來，態度轉變，保險公司和第三方主動找上門之后，往往是一拍即合。”

　　經歷過若干政策性保險的失敗經驗，前述西南地區醫保局人士雖然有很多疑惑，但看到各地頻現普惠險項目，他還是繼續觀望，“現在誰都沒辦法拍板定論，你不經過一段時間，又怎么能知道呢？”

　　向左走？向右走？

　　△城市普惠險會走向何方？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普通市民、地方主政者、保險公司，幾乎每一個醫療服務市場的參與者都在等待下一個支付方的興起。

　　所以短短數月間，普惠險橫掃了小半個中國。在沒有頂層設計的情況下，城市普惠險正在瘋狂生長。越來越多的保險公司和第三方機構加入了這場攻城略池的計時賽，根據業內人士估計，與各城市醫保局接洽過的保險公司和第三方機構，少則4、5家，多則10來家。

　　從終落地的情況來看，各地參保率可謂天上地下，有超過百萬參保人的深圳、成都和東莞等地，但也不乏運營得不甚成功、只有幾千人參保的城市。

　　還有剛剛上線一個多月，就被“下線” 的嘉興城市普惠險“惠嘉保”。9月24日，惠嘉保在其官方微信上發布公告，“由于相關政策限定，惠嘉保產品無法再次上線”。

　　甚至還有開始在普惠險官方入口售賣重疾險的部分產品。

　　按照鎂信健康保險事業部總經理萬小龍的總結，城市普惠醫療險在目前的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了“政策不統一、市場不規范、效果不一致”的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一個趨勢是，逐漸開始有一些省市出臺指導政策。

　　入局者相信政府的頂層指導，可以改變目前市場混雜、無序的狀態。而同時，一些保險公司也開始擔心，政府如果強烈干預，普惠險作為商業保險的性質是否會發生變化，是否會成為大病保險上的一層，從而被納入大病保險的閉環。

　　更直白地說，他們擔心的是，未來客戶和數據到底是在商業保險公司手里，還是在政府手里。將城市普惠險視為一款獲客產品，更大的價值在于這一龐大體量的客群本身、以及由此積累下來的數據，而也正因為這些，保險公司才不會顧及“保本微利”。但如果這些都在政府平臺上，保險公司僅僅單純是一個話語權小的執行方，“這樣的話，這個保險就變成了一個普通的短期醫療險，對于商保公司而言，意義就不大了，做不做都無所謂了。”

　　也有一種觀點認為，城市普惠險目前僅僅是一個中間形態，未來會無限接近百萬醫療險。

　　醫療戰略咨詢公司Latitude Health創始人趙衡分析，百萬醫療險自從2016年推出以來，不論是它的保障范圍還是保額、投保條件等等，都已經優化到極限了。所以，從2019年開始，百萬醫療險的產品數量已經出現下降了，這就說明商業健康險市場需要轉型。

　　而城市普惠險就是微縮型的百萬醫療險——一種價格更高、限制年齡和既往癥、賠付更多的純商業險，它的保障條款和操作手法都和百萬醫療險非常相似。而只要是賠付型的產品，大部分用戶如果沒有享受到保障待遇，他的續保概率就會大大減弱，這個從百萬醫療險的脫落就可以看到。它導致的結果就是健康體陸續離開，留下來的就是非健康體，賠付率越來越高，百萬醫療險現在就面臨這個問題。城市普惠險一旦提高賠付率，產品就不會是現在這個價格，它會無限接近百萬醫療險，就不叫普惠型保險了。

　　作為一個忽然爆紅的新的支付方，城市普惠醫療險承載了各方的期待，它究竟是一個中間形態的探索產品，還是真正成為一個冉冉升起的支付方？

　　無論它走向何方，城市普惠醫療險在今年的爆紅，越發讓人確定了一個事實——在中國的醫療服務市場上，缺乏的從來不是用戶的保險意識和參保需求，而是設計得當的保險產品。